[50]这类判例具有以下特征：在裁判文书中包含程序瑕疵术语，并且不是在广义上使用程序瑕疵一词，而是特指一种不会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或确认违法，仅须法院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狭义程序瑕疵。

这一方案无论是在监督范围或者监督手段上都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般监督雷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推动检察职能从刑事领域延伸到行政违法领域，推动我国行刑一体化机制的完善。

《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21处对应《刑法》条文中未规定法益侵害程度的抽象危险犯，其中有10处表述基本相同，11处存在行为构成要件上的差异。当检察机关对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行政机关纠正，才可以防止行政违法行为演变为刑事犯罪。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排名与办案绩效并未将检察建议制发与跟踪落实纳入考评，较少积极履行监督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移送的监督职责，更不会花更多精力去监督回移给行政机关之后的办理情况。[12]有文件还明确列举了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通过参加专项治理活动、参与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发现的线索。刑事检察部门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重点并非帮助行政机关改进工作，而是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对于哪些应该适用刑罚的而只适用了行政处罚的案件，督促行政机关交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

而且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和支持，检察机关才能行使一般监督的职权。人民法院之所以支持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行政处罚行为，是因为行政机关在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之前主动撤销的行政处罚所涉的罚款金额巨大，无法被罚金吸纳。因此，有立法事实支持的规范性文件也有可能违宪，地方人大常委会发现这类问题以后，应当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审查立法事实通常是为了确定立法事实是否足以支持制定的法规。[35]韩大元：《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23页。[37]参见林来梵：《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作为初步审查，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主要在于发现合宪性问题并启动审查程序，在审查过程中，地方人大常委会既要尽量发现合宪性问题，又要确保其提出的问题具备宪法上的重要性。

省级人大常委会公布生效后的审查判断结论还需要真正落实到位才能让地方人大常委会协助审查制度真正发挥实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是否有必要进入协助审查程序的条件决定了规范性文件是否能够进入到协助审查程序中，这些条件可以称为程序审查要件。

[13]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1年1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因此，我国合宪性审查较之德、美两国更为复杂，在设置合宪性问题的程序审查要件时需要考虑如何更加准确地让合宪性问题进入适当的机关接受审查。在辅助审查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围绕被审查规范所依据的立法事实是否具有普遍性开展审查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结论提供依据。参见曲楠：《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有关问题研究》，载胡锦光主编：《备案审查研究》（2023年第1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2017年11月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已经对相关规定作出了调整适用的决定，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规范性文件审查中，合宪性责任的执行方式主要是撤销、废除、改变、确认无效、不予批准和拒绝适用。因此，不应当将合宪性审查局限于立法审批阶段，而应当为了实现与宪法不相抵触的目标而承认事后的合宪性审查权。地方性法规规定应当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执行宪法积极规范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立法落实积极规范所追求的目标。[4]参见黄文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法治要义阐释》，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6期，第15-16页。

省级人大常委会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中存在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这类规定，其应当考量单纯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是否有利于改善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不互通的社会事实，如果不能改善这一社会事实，那么这一规定就缺乏立法事实支持，最终因无法促进宪法积极规范追求的目标而违宪。针对规范性文件是否抵触宪法消极规范的审查，省级人大常委会不能自主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决定，只能将宪法疑虑从合法性审查中初步筛选出来，并附上其审查意见交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

对拒不配合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审查工作所必要的审查要件论述，不仅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工作发挥作用提供一份详尽的宪法说理技术样本，亦为当前由党委、人大、政府、军队等多元备案审查系统更加有效地处理涉宪性、合宪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还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依据。只要存在支持立法的普遍性立法事实，就应当确认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28]于此，立法者在是否立法的问题上并无选择的余地，其必须对宪法委托之事项立法，否则需要承担立法不作为或立法不明确之责任。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时，只要规范性文件从范围、方式、时间等方面限缩了基本权利，地方人大常委会就可确认对其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据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可根据不同类型宪法规范的审查标准发挥相应作用，在依据消极规范实施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充当初步审查者，而在依据积极规范实施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则充当辅助审查者，以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

地方人大常委会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合宪性问题，或者虽然属于合宪性问题，但并不是字面违宪，就不需要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而且，这种可能性在实定的规范层面也是存在规范依据的。

而两种审查路径可与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相对应，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对宪法解释的需求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字面审查中，构成违宪的情况除了缺乏普遍性立法事实支撑的情形外，还可能出现规范有普遍性立法事实支持，但据此确定的法律后果与宪法上的价值判断不符的情况。

以宪法积极规范（以下简称积极规范）为依据的合宪性审查，强调各级规范性文件以普遍性立法事实为依据，充分实现积极规范的目标。即便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规范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也需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如今，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已经开始发挥实效，法工委连续多年将合宪性审查相关内容纳入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并将继续积极稳妥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33]参见张翔：《宪法案件的筛选机制——我国启动宪法解释的技术障碍的排除》，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以宪法中的普通话条款为例。倘若存在重婚、虐待、家暴等具有紧迫性的理由，无差别地适用冷静期条款就构成了对宪法保护的婚姻自由的过度限制，这类违宪只在立法适用于特定案件时发生，是为适用违宪。

这既是地方人大常委会自身在审查中的职能定位所决定的，也是保证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性不可或缺的。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论证阶段，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论证重点在于说明基本权利限制的争议何在。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属于实质法律的范畴，因此，执行宪法积极规范的义务主体并不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都是立法者，都应当执行宪法积极规范。如针对《宪法》第40条规定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如果我们不经价值判断，而是直接寻求从宪法文本来确定其内涵，那将是十分困难的。

[3]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1年12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41]参见王锴：《合宪性审查的百年历程与未来展望》，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81页。

基于审查效率的考虑，可经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宪法未列举权利包括真正未列举的基本权利、非真正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以及半真正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其次，还要从反面考量支持规范性文件的立法事实是否普遍。如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或者其他主体认为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初步审查判断结论有误，或者多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同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应当允许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其他主体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终局性的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结论具备普遍性。

字面违宪和适用违宪的分类虽然是在美国的司法审查体系下发展出来的理论，但各国的合宪性问题在性质上都是相似的，只是具体的审查权限分配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其也可用来分析我国的合宪性审查问题。我国宪法上的积极规范主要包括国家政策条款和公民的社会权条款，这些条款规定了国家追求的目标和需要履行的义务。

实践中，有的地方已经在现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设立了专门从事备案审查的工作机构，如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设有备案审查工作委员会。首先是立法事实方面的审查，合宪性审查机关很多时候难以通过宪法条文和立法条文的对比来判断立法是否合宪。

因此，地方人大常委会涉及消极规范的协助审查只能是初步的审查，其审查结论并不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综合来看，承担备案审查职能的工作机构和法制委员会熟悉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程序和方法，适合具体承担协助审查工作。